“这一片你能看得见的，都是我的地，看不见的地方还有。”上官占付眺望着眼前这南方少见的大片平整稻田，说完，他又匆匆骑上摩托车，驶向稻田深处。“正在收稻谷，十多个工人在等着我。”
上官占付是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陬市镇长乐村种粮大户，他包了500多亩地，均位于陬市镇泥窝潭乡土地整理项目区内。在项目区6800多亩地上，国家财政投入了1200多万元进行土地整理，整理后净增耕地212亩，而且田成方、林成网、渠相连、路相通，大大提高了土地的综合生产能力。
初冬时节，记者踏访三湘大地，近距离感受到湖南省财政投入这根无形的杠杆，撬动了资金、人才、土地等资源要素，让农村沉寂的大地“动”了起来。
投入翻倍，农民获得了大实惠
“农民增收不但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必须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湖南省省长徐守盛说。
近年来，湖南省在“三农”方面的投入呈倍数增加。从2007年到2011年，全省农林水事务支出共1295.5亿元，年均增长33%。
这些枯燥的数字在益阳市沅江市草尾镇乐园村村民严卫兰的感受里却鲜活生动：“以前一下雨稻田全淹了，水都排不出去；真需要水时又来得慢，得半夜起来排队浇田。”而现在，她家稻田周边都修起水泥沟渠，旱能灌、涝能排，“双季稻一亩地一年至少增产100斤”。
而且，这条小小的沟渠所带来的变化还不仅仅是水稻多收了100斤那么简单，确切地说，严卫兰的整个生产方式都被改变了。当天，严卫兰正在一个大棚里松土、铺地膜，她告诉记者，家里的2亩地以600元一亩的价格流转出去，有公司来建了蔬菜大棚，平常她还在这里打工拿工资，土地流转费加工资一年有万把块的收入。
财政支农不但改善了生产条件，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而且改变了村容村貌，引导了农民生活方式的变化。
桃源黑猪是桃源县的地方“名猪”，位于青林乡的桃源黑猪资源场是良种保护、种苗繁育的原种场。而就在几年前，这些种猪种鸡养殖过程中的粪便污物曾经给周边居民带来很大困扰。
不过现在，这里却没有想象中的异味。走进原种场，几个巨型沼气罐解开了记者的疑团。场长陈三才介绍说，省农村能源项目投资200多万建起了1000立方米的沼气池，不但解决了排污难题，产生的沼气还可以为周边两所学校近2000名学生提供生活能源，为周围的苗圃基地、葡萄园、蔬菜基地提供生产用肥，昔日的“臭”邻居现在变成了“俏”邻居。
据介绍，从2010年起省财政筹集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专项资金7亿元，大力推进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11月13日，烟雨蒙蒙中的澧水碧波荡漾，去往桃源县木塘垸乡的渡船来往忙碌，小镇街道整洁、清新扑面。这是湖南农村新面貌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现代农业的发展，还是农村面貌的改变，最终都要落脚到农民的感受和体验。财政支农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也带来了幸福安康的生活。
湖南省财政厅农业处处长任安告诉记者，去年农业处共发放惠农补贴资金55.09亿元，平均每个农民拿到手的就有135元。
除了收入提高，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也逐步完善。
新农保、新农合、义务教育，公共财政的投入力度逐年加大。“政府就是我们的财神爷。”草尾镇上码头村支书冯汉生说，“不但不收钱，还给农民发钱；不但直接发钱，还想办法让农民少花钱、多挣钱。”
管理严格，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随着财政支农数字的连续翻番、跳跃增长，这么大一笔资金的管理问题也日益重要。“要强力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严格财政监督机制，真正把财政资金管好用好落实到位。”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史耀斌说。
“现在的政策工具越来越丰富，管理越来越精细。”省财政厅副厅长欧阳煌介绍说，去年全省农林水事务投入就分为惠农奖励补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8大类65个小项，专项种类比2003年的17项增加48项，增长2.82倍。
资金的拨付也越来越及时。“尤其农业生产是有季节性的，比如给农民买种子买化肥的钱，能不能及时拨付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果拨付不及时错过农时，也就失去意义了。”沅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蔡光辉说，“现在，对一些比较稳定的支农资金，上一年就开始有一定比例的预拨，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益。”
发放的方式越来越规范。“现在我们的粮食直补等项目资金都公开承诺，一个星期内打到所有农民的‘一卡通’账户上。”任安说，“去年湖南省粮食补贴资金兑付进度达100%，全国排名第二位。仅2011年就发放惠农补贴资金115亿元，各县市区平均发放补贴项目达33项。”
更难得的是，湖南在支农资金使用管理上越来越科学，一些不适应实际需求的管理方式被大刀阔斧地改革。
湖南省农业机械管理局局长王罗方最近很兴奋，今年，湖南省实施的“县级结算，直补到卡”的农机购置补贴操作新办法已经基本接近尾声、看到成效。
新旧两种办法的关键是补给谁的问题。旧办法补给生产企业，农民购买时自动扣除；新办法补给农民，直接打到农民卡里。
新旧办法上官占付都赶上了，他今年买的2台烘干机共27万元，财政补贴6万元，打了欠条，手续办完了，钱是打到了卡上再去还给经销商；他的手扶拖拉机是去年买的，价格2.1万元，交钱时直接减掉了3000元。
“以前补贴给生产商有很多弊端，比如有的生产商私自抬高价格，扣除补贴后农民拿到的价格说不定比没补贴时还高，政府给农民的利益被不良商人对冲稀释；甚至还有个别生产商做假账套取政府补贴等。直接补给农民后，农民就有了主导权，价格比三家，谁家便宜上谁家买，经销商再想套取资金也是难上加难。”王罗方告诉记者。
湖南省全面实施农机购置补贴“县级结算，直补到卡”的操作办法，至10月13日，共下拨补贴资金近11亿元，实施补贴近8亿元，一反常态没有收到任何涉及农机部门的违法违规举报。
导向明确，引领“三农”发展方向
财政的钱投向哪里？对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但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水平有限的国家来说，显然不能走发达国家收入补贴的路子，不但补不起，而且补不好。“要把钱用在农村基础性、前沿性、引领性的地方，发挥财政投入的导向作用。”欧阳煌说。
财政的钱要用来夯实基础，投向“三农”发展亟须的公共领域，解决农民一家一户无法解决的困扰。
11月13日下着毛毛雨，桃源县青林乡白洋村4组村民许道平骑着摩托车沿着新修的水泥路进城办事。“这路没修之前烂得很，晴天骑摩托车像骑马，下雨天泥巴有脚踝那么深，根本骑不了车。”
村支书陈寿章告诉记者，从村里连接省道有3.1公里的泥巴路，给农民生活造成了很大不便。今年年初，村里采用一事一议的方式召开党员、村组干部议事会，征得村民同意后筹钱修路，现在已经完工了，村里7个小组1000多口人下雨天再也不用卷起裤腿走路了。
修这条路，许道平一家4口人总共出了400元钱，“我们出的是小钱，没有政府给补贴，路根本修不起来。”陈寿章说，“资金的主要来源是政府‘一事一议’奖补资金，解决了大问题。”
桃源县是2008年省综改办的5个“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之一。“5年来，全县开展‘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累计投入1.4亿元，33.1万户家庭的80.6万农民从中受益。”桃源县委副书记郭碧勋告诉记者。
财政的钱要用来推动科技，投向效率更高的先进生产力，促进前沿科技到农村现实生产的转化。
湖南省是全国水稻生产第一大省，但是水稻机插率却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今年，湖南省拿出1.2个亿集中育秧，集中解决机插秧水平低的问题，各级政府也出台了相应配套措施。”王罗方说。
记者在桃源县枫树乡白洋河村看到了一座占地6亩多的现代化水稻集中育秧工厂，可以为1500亩大田提供秧苗，还为周边的种粮大户浸种催芽6000多公斤。
桃源县财政局局长谢永忠告诉记者，这是湖南省今年首批建成的两座集中育秧工厂之一，县级财政投资480万元，省级财政补贴了100万元。育出的秧苗直接针对合作社和大户，按照每亩40元的成本价收取费用，“比农民自己育秧的成本还要低”。
财政的钱要用来引领方向，投向生产关系中的新趋势，引导和鼓励农民改变生产方式。
土地流转近年来方兴未艾。“只有实现土地配置的最优、效率的最大、价值的最高，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佳途径，要创新土地流转方式，推行信托流转。”益阳市委书记马勇说。
在草尾镇，镇党委书记李向前详细解释了带有“草尾特色”的土地信托流转：财政出资200万元，注册成立了政府全资控股的“沅江市香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有限公司”，农民通过签订土地信托合同，把土地流转到信托公司，公司再把土地流转给经营大户或农业生产公司。
“信托公司以市场主体的身份与流入、流出双方发生合同关系，既保护了信托受托人的合法利益，也保证了流入经营主体能获得较长经营权的成片土地。”益阳市政协副主席陈本佳说，“到今年6月底，全市已经流转了耕地167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40.7%。2011年我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20.6%，其中土地流转拉动增长12.7个百分点。”
农民专业合作社也是近年来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的重大变革。“近年来，我们像抓基层组织建设一样，着力抓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常德市副市长朱晓平说。
常德市桃源县木塘垸乡银木塘棉花专业合作社是一家省级示范社，现有社员1.27万户，9个分社，生产基地遍布常德市5个县市区。
“合作社从2007年9月成立到现在，形成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棉花专业合作社，哪一步都离不开财政的支持。”合作社理事长燕良贵感慨地说。
“像这样的棉花打包机，一台就400多万，没有财政支持我们根本买不起。”在机器轰鸣的生产车间里，燕良贵指着一台400吨压力的棉花打包机告诉记者。
资金整合，集碎银子办大事
近年来“三农”投入不断增加，但在实际运作中支农资金管理多头、使用分散、效益低下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在目前财政资金管理体制下，如何有效整合支农资金，把小钱变成大钱？如何避免“撒胡椒面”，充分发挥出资金的整合效应？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草尾镇乐园村也许就能初见端倪。初冬时节的乐园村，绿生生的莴苣和紫莹莹的菜薹格外水灵，水渠一直通到菜地里。菜地边的“毛细血管”来自于农业部门实施的新增粮食产量田间工程，与公路两旁财政部门实施现代农业发展项目的“动脉血管”相连接，共同浇灌着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
这是湖南省财政资金使用的经验之一，项目资金按区域集中，集碎银子办大事，从而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另外，在财政资金使用上还要按时间或工作规划轮流，兼顾公平，在一个时期内达到全覆盖，让财政阳光普照到乡村每个角落。
“比如今年白洋村修路申请了‘一事一议’的奖补资金，明年可能就是其他村。”桃源县财政局副局长吴成杰说：“根据我们测算，基本上一个村每两年可以轮一次，平均每村获得10万元以上资金。”
不过，不管是按区域还是按时间，都只是表象，在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财政资金的简单“集中”，而不是有机“整合”。实际上，湖南省在“整合”上迈出的步子要更艰难，也更有实践价值和样本意义。
财政资金整合之难在哪里？自上而下来看，财政项目多头管理，资金来源有不同渠道，各个渠道对资金的规定和要求不一样，怎么才能既有效整合又不违反规定？自下而上看，整合后原来的资金掌管部门就等于失去财权，因此在推动资金整合时地方各部门并没有积极性。
怎样破解这些难题？
一方面，湖南省一级财政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以规划为引导、以产业为平台、以统筹为核心”的资金整合工作机制，县一级也建立了各种平台和机制。“有的县设有专门的支农资金整合办公室，还有专门的新农村资金专库。”常德市财政局副局长詹平告诉记者。通过这些平台，按照相近相融的原则对项目资金进行整合，“不过，有些资金有特殊要求的也要按照规定执行，不能硬性整合。”
为了尽量避免这种情况，提前规划、按需申报成为市县一级项目申报的常态。“市里对农村建设有一个通盘考虑，在头年项目申报时就要求各部门按照统一规划打捆上报，把项目资金往重点区域或主推产业上集中。”沅江市财政局副局长沈建辉说。
另一方面，强力的行政推动成为地方上资金整合的关键。“市县来推动部门作为，统筹支农资金是有一定优势的，因为有人事权。”蔡光辉说。11月12日，记者在沅江市采访时，会议室里刚刚开过的“草尾镇统筹城乡发展工作推进会”的横幅还挂在墙上。蔡光辉还记得，当时，按照沅江市对草尾镇的通盘规划，市委书记亲自落实“任务”：财政局负责协调落实草尾镇部分农开项目和400万元现代农业建设项目；农业局负责落实粮食基地建设项目资金550万元；交通局负责50公里公路硬化指标和10座危桥改造项目落实在草尾镇……
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现实难以扭转，这就决定了生产要素无法通过市场手段自然流向这片“低洼地”，而此时，宏观调控的巨大作用就愈加凸显出来。
在几天的采访中，记者深切感受到湖南省财政支农的导向作用和引领力量，财政这根杠杆正在撬动湖南“三农”事业走向大发展，这一过程也许缓慢，却目标明确、步履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