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全国特别是一线城市土地市场迎来一个开门红，来自上海一家房地产研究院统计数据，北上广深十大典型城市1月土地出让面积达到了2602万平方米，出现一年来的首次正增长，而是增幅高达77%。而随着“城市化”脚步的加快，全国范围内的“征地运动”恐怕才刚刚开始。中国正面临着一场新的“土地革命”。我曾在《财经郎眼07》中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一直是农村在反哺城市。走到今天，“城市化”不断扩张，不断地征用土地，已经扩张到了农村这个地方。那么是否能够通过一种有效的制度运作，让城市来反哺农民？我的朋友王福重在他的新书《公平中国》中也指出，土地制度的改革创新，应该以农民利益为本。
从另一个角度切入，这些城里人跑到农村去是不是能够带动农村的发展？比如说德国，德国就有很多这种中小的城镇。还有当年韩国的“新村运动”。还有日本，美国前总统卡特去日本访问的时候，说你们日本为什么没有农村呢？陪同的人告诉他，沿途许多景观都是农村啊。原来日本无论是从建筑景观、基础建设还是从民众的穿衣打扮上，城市和农村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区别。日本的农民很富裕，他们的收入是城市人的几倍。
我们今天是在整个大的城乡二元结构之下思考这个问题的，其实现在有两个制度是亟待突破的，一个是户籍制度，其实户籍制度的要解决的不是户籍本身，而是户籍背后庞大的利益集群。另一个就是土地制度，因为土地能生钱，而且越来越值钱，土地就是财富，在这个情况之下，拆迁、征地过程中就出现越来越多的跟土地相关的案件。
最近有一些可恨的学者提出要搞土地私有化，一旦搞土地私有化，你晓得什么结果吗？土地迅速增值，它的涨幅不是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几千。中国的“城市化”自古以来就是征地的开始，比如说早期北宋的开封，人口近百万，是当时最大的一个城市，它就是征地来的。问题是现在中国的“城市化”是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怎么可能私有化呀？
在东部沿海城市，包括浙江，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势必就是因为土地的诱惑。以及后来的西南地区城市化模式被媒体解读为土地换户籍，也是跟土地相关。这是否意味着在这背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需要一场二次改革？其实“城市化”就是在做土地改革。如果说西南地区是很成功的话，那它也不可能复制到其他地方。
西南地区的模式跟广东模式各有一点，我觉得可以提出来做个简单讨论。它推出一个地票制度，就是说为了避免侵占耕地，因此开发商也好，政府也好，只要建房子，就必须先买地票。那地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你是在城郊，还是在更偏远的农村，都无所谓，如果你想拿城市户口，就必须放弃宅基地，你要把它复耕为农地，复耕一亩农地给你一亩地票。开发商想开发地产，就必须先买地票，而这个地票一律公开竞价。2010年4月份，一亩地票卖到14.4万块，全部归农民。因此偏远地区的农民也有动力了。就是说这个“城市化”的好处不是只让城郊区的农民享有，而是透过地票制度可以让更偏远农村的农民也能够享受到。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化解社会矛盾。广东也有一个深圳模式，它是2009年12月份推出的一个新办法，就是城中村就地改造，村民选出自己的代表，选出自己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搞股份有限公司，直接跟开发商谈判。
这种农用地征用方式是一种企业化、集体化的运作模式。村长一般都是董事长，村民当股东。除了跟开发商谈判，村里还可以自己盖，盖了以后，透过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分给村民，这样农民也能够享受到“城市化”的好处。但是我觉得我们未来应该推动的既不是西南地区的模式，也不是深圳模式，因为讲得很清楚，我们大部分城市既不像西南那样是个大农村，也不像深圳那样缺乏土地。我觉得应该是一种综合，就是说考虑透过某种形式的，把深圳这样的股份有限公司和像西南这样地票制度综合起来，结合当地的情况，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总之，不能再想以前那样了。
单打独斗不如联合起来闯市场。可以像深圳一样搞股份有限公司，比如说你这边有1000亩的土地，怎么开发呢？就是由你们所选出来的董事长跟总经理负责跟政府谈判，跟开发商谈判，然后利益就归于你们这一批人。
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农村在反哺城市。比如说工农产品“剪刀差”，城里人享受着廉价的农产品。走到今天，“城市化”不断扩张，城市是时候来反哺农民。
所以我认为目前各级政府可以考虑做一个西南地区的模式跟广东模式的结合。至于该怎么详细做，不是我该想的问题。我只提出一个思路，按照这个思维，摸索一个适合自己的区域做某种程度的改变。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如何让城市来反哺农村。如何透过土地政策，让城市反哺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