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粮食产量实现“九连增”，农民增收实现“九连快”之后，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成为下一阶段中国农村工作的一个重点。
12月22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强调，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要积极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要在“收入倍增”中着力促进农民增收。
在上述四大重点中，保供给、促增收、城乡统筹是过去几年来一直强调的，今年的强调体现了政策的连续性，而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是首次被提到与前三者并列的高度，这既是政策的创新，同时也突显出在新的发展中，我国农村经济面临新的瓶颈，必须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才能实现前三大目标。
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
在中国小农户经营体制下，如何建立起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给小农户，特别是种粮农民，提供周到的社会化服务，是一道现实的难题。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昨日在解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精神时表示，要按照党的十八大要求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必须做到“两个加快”：一是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二是要加快农业的组织和制度创新，在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着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目前，中国农村的“空心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农民脱离农业活动，主要是嫌务农收入太低。要想吸引高素质的农民从事农业活动，首先就需要让农业成为一个富有吸引力的产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不断理顺农产品价格，让农民种粮务农获得合理利润”。
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祥临对记者表示：“现在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我认为是偏瘫：它在调动农民方面具有积极性，但是其提供社会化服务的功能却发挥不出来。因此，在建立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方面要大胆创新。”
徐祥临表示，基于目前中国农业规模偏小的现实，农民要想依靠种植五亩地就获得和城里一年的劳动相同的报酬，恐怕也不合理，因此，必须一方面不断理顺农产品价格，另一方面扩大经营规模，使得劳动力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这样才能让农民种粮务农获得合理利润。
徐祥临举例说：“世界上比较成功的如日、韩、中国台湾地区，建立综合性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为农民提供综合性服务。这种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实行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的运行体制。”
所谓“横到边”，就是在提供信用存款、技术指导再到产品销售进行服务，从产前到产中到产后，从这个产业到所有产业，甚至是从生产到生活，都是由这种综合性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来提供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
不过，对于经营主体的建立，徐祥临认为，必须是唯一的。日本农业发展理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即“发展中间商业，排除中间商人”。因为农业活动中，从产出到销售中间的利润很大，分散的小农很容易被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人盘剥。
而如果在农业活动中推行多主体、多渠道、多形式，那就等于没有主体为农民服务，农民就得不到很好的服务。
资本下乡：防止盘剥农民
要扩大经营规模，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入资本是不可或缺的一步。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农民对外来企业的不信任导致农民不敢以承包经营权入股，而倾向于领取一次性的低廉的补偿金。这种不信任既不利于农民增收，也不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
徐祥临认为，资本下乡对农民和企业都存在不利因素。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给农民提供的服务，不可能是周到全面的，并且会存在盘剥农民的现象。
为防范企业盘剥农民，政府也有相当的考虑。21日，在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韩长赋指出，应该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农业，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但不提倡长时间、大面积直接租种农户承包地，要防止土地‘非粮化’、禁止‘非农化’。”
对于这一观点，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晓山表示，在产中、产后，工商企业资本的进入没有争议。现在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看待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长时间、大面积直接租种农户承包地。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志雄认为：“如果真的有企业长期以农业经营，特别是以粮食生产为主，在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包括农产品的运输加工，以及农业活动其他环节，从事农业生产服务业，是应该鼓励的。”
“不过以利润最大化为前提的企业，是无法保证不从事非农活动。对这种情况，不鼓励，但也不要马上限制。”杜志雄补充道。
至于如何定义“长时间”、“大面积”，杜志雄认为，“长时间”指的是租种农户土地周期超过五年，甚至十年以上，“大面积”则是指租种土地不应该超过8000~10000亩。杜志雄指出，对这两条应该严格建立门槛，严格准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