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从东北、黄淮海到西南的玉米产业带上，外资种子企业基本完成了研发、基地和市场销售的布局，抢占了大量优质资源，对于市场的掌控力将越来越强。国内玉米种业管理再不加快自主创新，很难说十年后我们还能剩下多少地盘。”在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张世煌指着墙上的地图，话语中透着焦虑。
“谁控制种子，谁就掌握了现代农业产业竞争的主动权。”只有真正找到玉米种业的“病根”，早日开出对症的“药方”，我国种业才能不被吃掉，实现“与狼共舞”。
洋品种已占据我国玉米种子10%的市场份额
记者：近年来，洋种子大肆抢占中国市场，对此有人大呼“狼来了”，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一新形势？
张世煌：近年来，国外种业巨头不断加速在中国市场的扩张，发展势头非常猛，就玉米来说，目前洋品种已占据了我国10%左右的市场份额。
对于外资的大举进入，我认为应理性客观看待。一方面，要看到洋种子确实带来了新的生产元素。他们提高了玉米生产的机械化作业水平，节省了肥料和劳动支出，增加了收益。以“先玉335”为例，目前基本能够做到一穴播一粒种子，这与国内品种一穴播三四粒的情况相比，大大节约了人力和物力的投入成本，对于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外资种子公司也丰富了我国的种质资源，更新了育种理念，给国内种业带来了种质、技术、质量、服务、竞争和人才意识等，刺激了我国玉米育种技术和经营理念的更新与发展。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对跨国种业巨头的大举进入保持高度警醒。我国种业起步晚，基础弱，虽然拥有本土化的资源、市场、价格和人才优势，但跨国公司依靠强大的研发实力、雄厚的资金、人才优势，成熟的市场运作技巧和先进的企业管理能力，已对我国种业构成竞争压力。目前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市场上完成了产业布局，一旦他们开足马力进军中国种业市场，我们的品种创新能力和市场开发能力都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一个县仅玉米就有200多个品种，多数种子企业没有研发能力
记者：在国际种业巨头面前，国内种子企业显得“弱不禁风”。差距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世煌：首先是品种“多乱杂”。目前，我国种业最突出的问题不是品种数量不够，而是太多，一个县仅玉米就有200多个品种，多到农民无法选择。另一方面，真正好品种却没几个，各地玉米高产创建中除了先玉335和郑单958很难再选出更适合创高产的品种。
其次是企业“多小散”。与种业发达国家相比，国内种子企业数量众多，但自身积累少，实力普遍较弱。目前，我国有6900余家种业企业，其中玉米种子企业大约有2000余家，但绝大多数种子企业没有品种研发能力，即使有研发能力的企业也投入不足。大多数企业“只买不研”，有些甚至只向研究机构买新品种审定批号，投入市场的却是传统而可靠的老品种。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现行的品种审定制度和标准过于单一，过于强调增产潜力而忽视其他抗逆性指标，容易滋生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另一方面，现有育种资源和人才多集中在公共科研机构，而这些单位多以出论文、出成果为导向，忽视市场需求，追求短平快，而种质资源的搜集、整理与改良、创新等基础性研究却很少开展，造成每年有上千个品种参加区试，但真正能被市场认可的却很少，科研生产“两张皮”现象严重。此外，由于目前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侵权行为时常发生但很难受到应有惩罚，导致大量种子企业缺少自主研发品种的创新动力，更多选择模仿先玉335和郑单958等既有畅销品种，严重抑制了产业的竞争能力。
建立种业技术创新合作平台，改革品种审定制度
记者：面对外国“狼群”的夹击，我们应该如何突围？
张世煌：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已经不允许我们慢条斯理，需要跨越式发展。我们应放开眼界，把注意力聚焦在发展核心竞争力上。与其专注市场保卫战，不如卧薪尝胆，发展育种的核心技术和产业能力建设。提高核心竞争力，就必须改革种业有相关的科技管理体制。如果不触动体制，仅仅在技术层面进行改革，仍难提高种业的核心竞争力，难把企业做大做强。
首先，要加快农业科研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公益性研究机构退出商业化育种，同时改革科研立项机制和考评机制，强化基础性、公益性研究。今后五到十年是我国种子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应尽早建立公益性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与企业之间的种业技术创新合作平台、对接机制和优惠政策，推动种质和技术转移，以促进种业创新能力成长。
其次，改革品种审定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鼓励种业技术创新，杜绝剽窃式育种，要从改革品种审定入手。现行审定办法扼杀科技创新的积极性，改革品种审定制度是决定我国种子企业生死攸关的重要举措。只有彻底改革审定制度，代之以注册制，同时建立产品责任追究制度，才可能激励育种者的创新积极性和促进我国种业大发展。另外，要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和侵犯知识产权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只有建立公平竞争机制，才能保障创新，促进我国大型种业企业的迅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