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开始成为我国大众媒介关注的热点。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创造一个可供发言的公共空间，其必要性原本不言而喻，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大多数媒介依旧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对社会精英阶层的报道之上;为数不多的对弱势群体的报道中，其定位也大多聚焦于城市弱势群体而非农村弱势群体。媒介表现内容罕有农村弱势群体的身影，农村弱势群体在社会中的存在“被漠视”，农村弱势群体在媒介中的话语权“被挤占”，都是这一问题最直接的表现。鉴于农村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这一事实，农村的弱势与“失语”已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无法绕开的问题。尤其是在目前城乡矛盾、工农矛盾、农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还较突出，各种现实或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还很多的转型期里，如何使农村摆脱“失语”状态，真正获得社会话语权，作为社会良心的媒体应该承担起不可推卸和不容回避的责任。
二、农村弱势群体媒介话语权非优势原因
按照福柯(MichelFoucault)的观点，话语权的确立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形成有赖于某一团体将“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而传播的标准则是基于某些成规。话语权一旦建立，该团体的社会地位将得以确立，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在话语权建立的过程中，除去知识体系这一要素之外，各种形式的传播手段都将发挥自身的力量，而大众媒体在其中所产生的功效尤为明显。对应到中国农村弱势群体身上，能够通过或运用媒体对其关心的国家事务与社会事务、及各种社会现象提出建议和发表意见，在一定意义上即表示他们具备了媒介话语权。然而，这种可以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加快的情况，却由于如下原因而未能在当下顺利出现:
(一)城乡二元式结构和社会阶层分化使农村弱势群体在话语权分配模式中处于弱势地位。
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的转型在推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我国城乡二元制结构特征越发明显，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即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明显快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而这一情况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农村弱势群体可掌握资源的稀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没有经济基础支撑的情况下，一旦出现自身利益被危害的情况，作为表达农村心声的大众媒体这一上层建筑自然也难以发挥它应有的功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社会阶层分化的加剧，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也开始成为大众媒体新的发展方向，这就使得它在话语权的分配问题上越来越向城市生活倾斜，具体表现为:我国大众传媒目前关注的重心主要为“成功人士”，包括娱乐明星、都市精英、白领阶层等，而弱势群体不仅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低，而且其形象塑造也不尽如人意。换言之，当前大众媒体所涉及的领域多以社会强势群体为中心，致力于迎合强势群体的需求和传播强势群体的意愿，而弱势群体则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境地，即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以及媒体所构造的“拟态环境”中均被边缘化。农村弱势群体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遭遇话语分配权被剥夺的对待，与其掌握的社会资源的匮乏是呈正比的，弱势群体媒介话语权的缺失究其深层原因，仍在于其经济地位的低下。作为传媒“失语者”，弱势群体并非生来就没有发言的本能，或者说没有为自身的最基本权利去拼争的心愿，他们的“失语”只不过是囿于特殊的经济条件、社会环境的无奈的选择。
(二)农村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在以追求市场经济效益为主的大众传媒中被边缘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媒介行业作为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同样也面临优胜劣汰的考验。大众媒体为农村弱势群体代言不足，主要受制于经济和文化两个结构性机制的影响。媒体和资本的结合是传媒在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对经济效益的共同关注促成了媒体和广告商都重视媒介内容“有效传播”的问题，这就要求他们都必须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掌握大量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本的城市精英群体，而非消费能力有限和存在消费滞后性特点的农村弱势群体的身上。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媒体并不像西方媒体那样只关注中产阶级的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进而导致抑制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边缘神话”的出现，但在新闻价值取向上一向强调主旋律报道的做法，依旧严重影响到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自然也很难使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由此可见，为保障自己的利益，传媒产业必然会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城市强势群体的领域，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将关注点转移至农村弱势群体的蜕变。另外，农村弱势群体自身存在的弱点，比如说组织化程度低、并非主要的媒介消费者等现实问题，都使得他们不易成为可向社会公共舆论施加压力的集团，这也延缓了媒体重视其发声的进程。
(三)数字传媒技术的发展和农村弱势群体在吸收运用
媒介信息能力方面的缺陷限制了其对媒介话语权的争夺。传媒技术进入数字化时代所造成的结果是:不仅媒介文化传播方式开始呈现日新月异的趋势，就连传媒业的发展结构都在悄然发生变化。传媒方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报纸、电台等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与手机、移动电视、互联网、数字传媒平台等新兴传播手段的多元共存，而传媒业发展结构的变化主要以媒体经营集约化为标志。在这样一个传媒业的转型时期，本身就对社会媒介传播了解不足的农村弱势群体，更因为社会信息流的不断增长，扩大了与强势群体之间的信息吸收差距。一方面是经济条件差、受教育文化程度低等因素，成为弱势群体排斥现代传媒知识和观念的推手，令新传媒在弱势群体的文化传播过程中陷入传承困境;另一方面，通过获取媒体话语权来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不强，在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时候听之任之的“习惯”使农村弱势群体完全无视需要改变自身媒介信息习得技能的迫切性，二者的合力最终使得媒介的话语权分配两极化。
三、农村弱势群体媒介话语权的非弱势改进
(一)发挥大众传媒社会公共平台传播职能，构建农村弱势群体媒介话语表达空间。
大众传媒应该充分发挥其社会公共空间传播职能，为农村弱势群体服务。首先，在以维护农村根本利益、关注农村弱势群体当前所需为出发点的前提下，社会大众传媒应利用媒介传播的优势，积极组建对农村弱势群体的周边话题设置，同时，发挥媒体的宣传导向功能，使农村心声得以表达。其次，社会大众传媒有权力、也有责任去报道和传播当前农村真实的生产和生活状况，让社会强势群体以及政府深入了解农村发展的现状，向亟需资助的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精神和物质关怀。媒体要想实现推动民主进程的社会功效，就必须以自律的意识担负起约束、监督社会发展的历史责任，而这就要求有良知的媒体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提供自由表达声音的平台。让所有民众拥有知情权成为新传媒时代里的普世性原则，尤其是当弱势群体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表达自身诉求的时候，媒体就更应该积极主动地去关注、了解他们。再次，社会大众传媒应该尽快转变其以市场经济效益为首要追求目标的观念，利用自己在价值观念塑造和意识形态引导方面特有的影响力，在法律和政策许可的范围内，构建起顺应民众呼声和保护农村弱势群体基本利益的舆论阵地。除此之外，社会大众传媒应在促成农村与政府或其他社会强势群体之间良性互动的过程中扮演好角色，通过农村问题反馈机制的建立，让农村最大程度地拥有媒介传播资源。最后，社会大众传媒应坚持以客观公允的态度来进行报道，不作个别群体、机构的“代言人”，尽力维护事件的真实性。在传播的编排技术上，应以电视传播客观事件为基础，在采访角度上力争做到不掺杂个人情感，在对外呈现时要抵制外界压力的影响，最终实现公共、公平、合理传播基本事实的目标。
(二)增强大众媒介的社会责任感，杜绝媒介传播领域在强势群体的极化。
我国媒体应该坚持树立尊重客观事实，而非为政府或个别强势群体片面发声的公平、公正的形象。作为社会强势群体中的一员，大众传媒从业者应该剔除对整个农民群体的各种成见，摒弃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弱势群体置于与主流社会群体相对立的位置上来建构其角色和行为的一贯做法，站在农村弱势群体而不完全是传播者的立场。应当停止长期以来对弱势群体进行的显失公平的负面刻画，准确、负责地向社会传播农村的形象，继而消弭农民残留在社会各阶层意识中的诸如自由散漫、逆来顺受、急功近利、悲惨穷苦、愤懑脆弱等不良印象;转换传播视角，改变把农村群体仅作为传播客体来对待的歧视性观念，用平民情怀倾听农村的呼声，实现由以传播者为中心到以受众为中心的转变，拉近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最终促成“自己人”效应的产生。
媒体政策的调整应该建立在提升大众媒介传播服务的社会责任感，强调客观事实、且只报道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就当前农村弱势群体发展状况的报道而言，坚持“不隐藏、不回避”的“全面化选择”的报道原则，将利于实现媒体自身形象的恢复性塑造，也回应了施拉姆所称的“唯有对各方立场都公平报道，并保证公众能掌握充分消息去判断”，才算完成了“报刊的权力和几乎垄断的地位带给它们一个义务――社会责任”。由此可见，电子媒体或文本媒体只有抛弃以强势群体涉及领域为主要报道内容的做法，叫停只为“社会精英”服务的“惯例”，以传播有价值的事件为基础，按照多样化原则来重新安排文字或音像材料，适当增加与农村生产、生活、娱乐、休闲相关的节目，才能真正实现媒介传播话语权在强势群体中的弱化和在农村弱势群体中的回归。与之相对应的是，传媒从业人员只有深入基层，自觉规避以市场经济效益作为评判传播成功与否唯一标准的错误意识;真正做到了解民意和为民请命，才能加强传播在弱势群体中的影响力，进而提升传播的行业形象，让其成为在法律和政策框架内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利益的舆论阵地。
(三)对农村弱势群体受众进行旨在提高其参与媒介传播的素养的教育，拓展其政治参与能力。
媒体传播是双向的，在倡导媒体传播尊重农村弱势群体的媒介话语权的同时，也不应该回避后者在与政府和社会其他群体互相交流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知道通过媒介传播来表达什么(whattosay)，如何表达(howtosay)，以及表达意识弱(poorspeaking)”等诸多不能充分、合理地使用为其提供的媒介信息和话语平台的问题。要从根本上改善和提高农村弱势群体受众媒介话语权缺失的现状，不仅需要全方位增强农村弱势群体与媒介文化的接触机会，让各种传媒平台成化为农村弱势群体的话语表达空间，更需要对弱势群体实施行之有效的媒介素养教育，进而增强其媒介话语权的表达意识，提高其媒介使用的技能，最终杜绝媒介传播领域在强势群体的继续极化。当然，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提高农村弱势群体基本知识文化水平，鼓励农村弱势群体转变传统保守的媒介接触思维，提升农村弱势群体通过媒介传播自我心声、保护自身利益的积极性等基础之上。而只有满足了上述条件，农村弱势群体主动参与传播活动，自行掌握并行使媒介话语权来维护自身权益才不至于流于空谈。
除了帮助农村弱势群体维权之外，大众传媒还应该帮助农村弱势群体拓展其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功能。在这一点上，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兴传媒工具大有可为:首先，它可以扩大农村弱势群体民主政治参与的主体范围。借助现代传媒形式丰富、渠道广泛、覆盖率高、精准到达等优势，农村弱势群体个人民主意愿的表达将不仅仅局限在人大代表的范围之内，每个参与大众传媒的农村弱势群体都可以成为个人政治意愿的表达主体，而社会民主政治参与主体在传媒的支撑下，也必然会出现从少数精英向大众群体的转移。其次，新兴传媒还可拓展民主政治参与主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性。现代传媒所具有的推广方便、性价比高的特点，降低了农村弱势群体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成本，这就为民主政治参与主体数量的扩大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他们自由表达其言论的积极性。有鉴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特点就是公民言论自由，民众自由的政治言论空间得到保障，直接促进了政府获取真实民意的渠道的畅通，也相应让政府的决策变得更加科学和理性，在避免行政沟通壁垒的同时，也可以更好地实现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执政目标。
增强媒介的大众传播范围，应该从传播形式、传播内容、传播语言方面出发，扩大媒介传播范围，增强媒介传播影响力。要增强媒介大众传播范围，就要求媒介传播内容符合大众需求。媒介传播内容安排应该按照“多样化”原则，既要满足社会强势群体发展需求;又能满足社会弱势群体发展需求;既能满足老年人需求，也能满足青少年需求;既能满足城市居民需求，也能满足农村居民需求。引导媒介内容传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既拓宽了受众范围，扩大了影响力，又满足了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需求，均衡了媒介话语权。增强媒介大众传播范围，要求媒介传播形式符合弱势群体需求。以降低事实性为代价，通过个人化、利益化等形式取悦受众的媒介传播报道都是毫无价值的，媒介传播必须以扩大群众范围为基本出发点，实实在在为大众服务，传播天府新论农村弱势群体的媒介话语权非弱势发展研究
内容要坚持全面化和综合性，满足不同层次的大众需要，这样，大众群体才能根据个人所需，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从而提高媒介传播的影响范围。增强媒介大众传播范围，还要求媒介传播的语言要符合大众需求，要根据地区语言差异，制定多种语言传播形式的媒介报道。
(四)加快农村弱势群体“个体化自媒体时代”的到来。
“自媒体”(WeMedia)概念的出现是美国新闻学会的学者谢因?波曼(ShayneBowman)与克里斯?威理斯(ChrisWillis)共同研究的成果。这种新兴媒体被定义为一种“普通大众理解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是数字科技得到强化，并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这一新环境下的产物。个体化自媒体是民众以网络传播的方式与政治传媒交流的载体，它不仅实现了传统传播方式向个体化的转变，也改变了传统的政府集中管理控制的政治管理方式，堪称我国民主政治管理变革的新阶段和新标志。以博客、微博、播客、论坛、即时通讯为载台的自媒体在为大众提供了一个自由、轻松的网络交流平台的同时，更为农村弱势群体参与民主政治建设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借助网络公共传媒平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得益于自媒体传播的几大特点――平等的传播理念、同向的传播价值、高速的传播时效，以及网状的传播路径，农村弱势群体在有效表达自己的民主政治意愿时，实现了从传播到互播的飞跃，完全颠覆了以往的新闻生产流程和媒体价值观。可以预见，网络传媒将逐渐成为农村弱势群体提出自身诉求，尤其是在自身诉求提出后遭到忽视时最容易采取的表达渠道，而这实际上也意味着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机关日后都应该时时关注包括农村弱势群体在内的民众在以网络为代表的非传统媒介上发出的声音，决不能小视甚至是无视网络舆论的力量，应随时准备好在听取民意之后设计出能够有效排解民怨的方法和途径。
四、结论
本文以农村弱势群体的媒介话语权非弱势发展为研究主题，指出农村弱势群体媒介话语权非优势的原因:城乡二元式结构和社会阶层分化的强化，使农村弱势群体在话语权分配模式中处于弱势的地位;在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过程中，以追求市场经济效益为主的大众传媒对农村弱势群体的“故意忽视”，进一步导致了后者话语权的被边缘化;数字传媒技术的发展和弱势群体在吸收、运用媒介信息能力方面存在的缺陷，更束缚了农村弱势群体对媒介话语权的争夺。农村弱势群体媒介话语权向非弱势方向的改进，应遵循如下的策略:必须发挥大众传媒社会公共平台传播职能，构建农村弱势群体媒介话语表达空间;增强大众媒介的社会责任感，杜绝媒介传播领域在强势群体的极化;对农村弱势群体受众进行旨在提高其参与媒介传播的素养的教育，进而拓展其政治参与的能力;加快农村弱势群体的“个体化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总之，我国农村弱势群在媒介话语权上存在多方面的弱势，改变农村弱势群在媒介话语权的非弱势性，需要大众、政府和媒介的齐心合力，唯有如此，加快农村弱势群体“个体化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才不是空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