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瘦小的汉子张开双臂，钳住一块长方形大砖的两端，脸一绷，将15斤重的砖搂在胸前。他弯着腰走了几步，双腿一较劲，又将砖放到小推车上。
几趟下来，他累得直喘粗气。这个叫王济昌的男人已经59岁了，明显体力不支。
他一天的工作，就是装卸砖。每车拉6块，每天拉50趟。一天下来，他有150块钱收入。
就是凭着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这个身高仅1米6的河南农民，撑起了他在商丘农村的一个家。王济昌供养了父母、抚养了儿子。而今，已有3个孙子的他依然在工地上搬砖卸砖。尽管连胡茬都已成白色，疼痛和地下的湿气一起，淹没了他的双腿，又上涨到他的腰部。
“比在家闲着喝西北风强多了。”王济昌叹息道。在上海青浦区的一个工地上，还活跃着不少和他年龄相仿，甚至比他还大的农民工。
就在不久前，王济昌和他的老龄工友，还作为数字，出现在《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去年2.73亿农民工中，50岁以上的占17%，总数超过4600万，比去年多了近600万。
学界认为，这批“高龄农民工”，多为改革开放初期进城的第一代农民工。和整个人口的老龄化一样，进城务工的劳动力也老化了。
我们不是想出来打工，是不得不出来
摞了6块砖后，王济昌弓着身子推车。他要将砖送到50米外的地方。即便他的脸涨得通红，速度还是很慢。以致于和他干同样活的一名中年妇女抱怨：“你怎么走得跟个蜗牛一样？”王济昌没吭声，身体用力前倾，车子速度依旧。
在这个工地上，这个59岁的农民工已经干了4个月。之前，他辗转于各个工地，基本上都是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儿。
他已记不清到过多少个工地，换过多少个城市。他甚至也记不清离开河南老家的具体年份。他只记得，当他轻快地跳上绿皮火车时，村里的墙上还刷着改革开放的标语。在那一跃之前，他是个在家务农的年轻人。
改善生活是王济昌外出务工的主要目标。在他的老家商丘，“六口人分了两亩多地”，除去种子、化肥等成本，一年的收入“吃吃喝喝就用完了”。而出来搬砖，“一个月能攒下3800块”。
看病吃药，是这个农民工不敢想的。一人生病，拖垮全家的事情，即使在他的村子，也不少见。因此，有什么头痛脑热，他基本是“挺一挺就过去了”。
在北京某高校做保洁的一名妇女深有同感。她曾在安徽芜湖的老家务农4年，种水稻和棉花。“一年贴了一万多块。”55岁的她大声说道。
老家在河北的另一名高龄农民工也说，自己家10亩地，一年种两季，先种小麦，再种玉米，一年的收入不过万把块。
“我们不是想出来打工，是不得不出来。”他们说，都是为生活所逼。
5月的这一天，王济昌拉了几趟砖，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他弓着背拉着小推车，用满是灰尘的手胡乱地擦了一把脸。黄色安全帽下，汗水在他黝黑、满是褶皱的脸上流淌。“我已经老了，干不动了。”他不住嘟囔。
即便只是在住宅小区做保安，58岁的老于也觉得有些吃力。他白天尚能灵活控制起落的电子行车杆，到了晚上却时常看不清按钮边“升”“降”的小字。那名在高校保洁的高龄女工，每天“累得浑身疼”。她的梦想是当个小时工，却因为不识字、没法帮老人拿药，“只能做最低等的工作”。
同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伟珏认为，在农民工的用工方式中，年龄是一种重要的资本，年轻时尚有机会选择轻松一些的工作，老了又无一技之长，就只能出苦力。
“到了一定年龄，他可能就没法再在这种工资比较高比较正规的行业里面就业，就进入到非正规就业行业里面。”南京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副系主任郑广怀解释，这意味着，经过年龄的淘汰以后，不得不流入非正规行业的高龄农民工基本没有劳动关系，社会保障更无从谈起，“基本上是处在没有任何保护的状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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