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彦文
特邀嘉宾 
于法稳 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蒋高明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翁伯琦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做好新时期农业与农村工作作出了重要部署，明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如何才能实现农业绿色转型发展，从而体现农业的多功能性？中国经济时报农村现代化导刊特邀相关专家就这一话题进行深入讨论。
于法稳：生态农业是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途径
中国经济时报：新形势下，我国农业生产所面临的资源环境数量与质量双重约束日益严重。如何在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实现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数量与质量的有效供给，是新常态下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之一。生态农业作为遵循生态经济规律，并与中国农业现实紧密相联系的农业生产方式，将会成为实现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途径。
于法稳：农业具有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但在现实中却并没有看到这些功能的发挥，相反却是过分地强调农业的生产功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提高农业效益方面。这种方式恰恰诱导生产主体的行为朝着过多地使用化肥、灌水、农药、除草剂及杀虫剂方向发展，不但影响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更严重的后果是对水土资源的污染，从而损害了生态农业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将发展生态农业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切实发展生态农业，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期间迫切需要破解的重大问题之一。
中国经济时报：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现状如何？
于法稳：我国生态农业经过30多年的实践，无论是推广范围还是发展模式以及技术、政策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态农业发展的范围不断扩大。从起初的生态农业建设示范县逐渐扩大到生态农业建设示范市，再到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发展试点省建设，生态农业发展示范的范围不断扩大。二是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与技术不断提升。随着生态农业的发展，其发展模式与技术不断提升。从最初单一的模式与技术（已经成熟）的示范，逐渐发展到多种技术的集成，再进展到多种新技术、新成果的综合应用，以及多种模式与技术的系统化示范。三是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不断完善。随着生态农业的发展，新模式、新技术、新组织、新管理方式不断出现，原有政策中的相关内容可能不再适应新形势下生态农业的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您对生态农业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形势是怎样认识的？
于法稳：实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供优质农产品，对种植业而言，优质农产品生产的基础就是要有好的土壤以及良好的灌水，但事实表明，农业生产的水土资源及其环境污染状况十分严重，极大地影响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1．水资源形势及现实问题。
在农业水资源利用问题研究中，往往关注水资源能否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而对农业水资源的水质却关注不够。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优质水资源配置到工业产业、城镇生活领域，农业生产用水面临愈来愈严峻的形势。但更为严峻的问题，则是农业用水的水质。从导致水资源污染的原因看，既有工业企业，也有农业生产自身，而且后者造成的污染呈现出明显的递增态势：一是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除草剂、杀虫剂的过量及低效利用，以及农药、除草剂、杀虫剂等包装物的任意丢弃；二是农村规模化养殖废弃物的任意排放；三是工业废水直接排放，在一些地区造成地表水有水皆污的局面。
2．耕地资源形势及现实问题
在中国耕地资源构成中，优质耕地面积所占比例仅仅为2．9％。在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优质耕地所占比例将会进一步下降。从长期来看，中国农产品数量安全将会受到严重威胁。在优质耕地严重不足的同时，我国耕地资源污染日益严重，呈现出从局部向区域蔓延的态势。特别是重金属污染正由大气、水体向土壤污染转移，土壤重金属污染已进入一个“集中多发期”。
在现实层面，国家推行承包土地确权颁证之后，发展生态农业需要的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受到一定影响，特别是对物理、生物植保技术的推广构成障碍。基层调研发现，农民都不同意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将一些新型植保技术设施安置在自己的土地上，也不同意把灌溉水井打在自己的耕地里面，更不同意林业部门在自己耕地附近植树造林。特别是在土地流转方面，往往出现因一户农户不愿意流转，而导致生态农业发展项目的流产，而国家恰恰没有相应的政策与措施来处理类似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您对发展生态农业、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哪些政策建议？
于法稳：1．从战略层面，切实重视生态农业的发展。
加强科学的顶层设计，制定生态农业发展的路线图，确定生态农业发展的重点领域、重点产业、重点区域，并配以切实可行的生产标准、有效机制与政策设计。同时，建议尽快制定并实施《生态农业发展条例》，将生态农业的发展纳入法制化轨道。
此外，针对农村耕地确权颁证之后，耕地流转中出现的一些矛盾与问题，建议国家层面出台《土地流转实施办法或条例》，以规范农民在发展生态农业中的行为。
2．科学规划生态农业发展的空间布局。
一是基于不同区域的生态资源条件，以及《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规划的农产品主产区的“七区二十三带”，结合农业的生产、生态、生活、文化等多功能性，在国家层面制定生态农业发展规划。二是明确不同区域内生态农业发展的核心问题、重点目标和农业产业适宜发展模式和规模，以促进不同区域在国家生态农业发展的总体规划框架下，编制区域生态农业发展规划。
3．完善生态农业发展的技术支撑体系。
从不同类型区域生态农业发展的实际出发，对传统农业技术精华以及现代农业生产技术进行生态集成，从而实现从单一技术向综合技术的转变，进而发挥出集成技术的综合优势，以实现生态农业发展对技术的需求。
4．提升现代生态农业基地建设水平。
一是转变经营主体，建立示范基地。不同区域应立足自身生态资源、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农业发展的传统，选择最优经营主体，因地制宜开展新技术试验示范、成果转化，建设一批现代生态农业技术试验示范基地。二是规范耕地流转机制。针对农村耕地确权颁证之后出现的实际情况，应出台有效的规范耕地流转实施办法，以满足现代生态农业基地建设所需要的土地规模，进而提升生态农业基地建设水平。
5．强化生态资源保护，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水土资源及其环境是农业生产的根基，为此，应采取有效措施强化生态资源保护：一是从数量与质量两个方面，加大水土资源的保护与污染治理的力度；二是降低化肥、杀虫剂、除草剂等化学投入品的施用强度，减少对水土资源的污染；三是建立农药包装物、塑料薄膜的回收机制，降低其对水土资源的二次污染；四是建立种植业、养殖业协调发展的产业体系，提高规模化养殖废弃物的资源化率，以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6．规范相关行为，提升农产品质量。
一是规范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行为。为此，化肥生产企业应根据区域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提供的土壤养分信息，生产满足区域需要的肥料；切实杜绝剧毒农药的生产，加大生物农药的技术推广；加大可降解薄膜的生产与推广，以减少白色污染的发生；在养殖业饲料生产方面，制定严格的生产标准，以杜绝铜、锌、砷等重金属元素的添加，以减少随养殖废弃物进入土壤或水体对其造成重金属污染。二是规范农业生产主体的生产行为。为此，应制定严格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并强化农产品质量的安全检测监督。三是规范农产品质量认证机构的行为。严格审核认证机构所认证的产品在认证规程、认证时间、认证费用等方面是否符合规范要求，发现问题应严格追责，甚至吊销其认证资质，以确保认证农产品的市场信誉。
7．创新模式与手段，推动生态农业产业化。
一是加强生态农业发展的服务体系建设。政府、金融、保险等部门需要完善和优化服务体系，为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撑和资金保障；同时，要建立各种生态农业服务体系，稳定生态农业服务技术人员队伍，提升生态农业的社会化服务水平。二是尽快建立与提高农产品追溯体系。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连接农产品生产、销售、消费完整渠道的追溯体系，以确保农产品质量的安全。三是搞活生态农业产品的市场流通。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整合各种农业信息网络资源，建立有利于生态农业发展的信息平台，创新生态农业产品销售模式。
8．建立促进生态农业发展的有效机制。
针对生态农业发展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双重约束，应尽快建立相应的有效机制：一是建立生态指标约束机制，强化“生态红线”意识，以加强区域生态资源对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保障。二是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明确补偿行为、补偿主体与补偿对象。三是建立监督评价机制。以各级农业资源环境管理部门为主体，对不同区域生态农业的运行效率、生态效益进行客观评价，以作为区域政府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进而突出地方政府在发展生态农业中的主责地位。
蒋高明：耕地污染治理的根本出路在于生态农业
中国经济时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经济发展了，环境污染了”。可以说，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低效率”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的重演。
蒋高明：在解决耕地污染问题上，我们不要迷信所谓的高科技，以为科技能解决所有问题，污染本身不就是科技的产物吗？靠技术来治理污染，或用一种技术替代另一种技术，将可能产生更多、更隐蔽、更难以治理的污染，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治理耕地污染远远超出了科技的范畴，既是科技，又不是科技。说它是，仅仅是个手段而已；说它不是，因为还需要有更宏观的视野，最重要的是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何等重要，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到集约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好在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已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现在关键是要有行动。千呼万唤的绿色GDP考核指标迟迟不能出台，这会影响耕地污染的防治。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将绿色GDP纳入官员考核指标。虽然绿色GDP在技术上还有很多难点没有攻克，但是，绿色GDP正在逐步地走向成熟，不能等到绿色GDP完全成熟了才把它列为官员政绩考核的一个指标。
其实，回归传统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使种地与养地走上良性发展轨道，现代科技千万不能排斥和无视传统。中国有句古话，叫“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对“六畜”我们重视得很不够。“六畜”中的马、牛、羊和一部分猪是能够吃草的，这个草就是秸秆。理论上，秸秆含有的热量和营养与粮食不相上下，关键一环是通过牲畜转换，即生态学上的初级生产和次级生产进行链接。但现在仅利用了光合产物的不足一半（即粮食），而光合产物的另一半（即秸秆）白白烧掉了，还污染了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畜牧的潜力在山东、河南、河北这样的农业大省，而不是在内蒙古、新疆、西藏这些生态脆弱的地区。如2015年内蒙古畜牧业产值为1158亿元，但国家投入的退化草原治理费用达几百亿元，净效益低；而同年山东省畜牧业产值为2500亿元。内蒙古畜牧业产值是在8666万公顷草原上获得的，山东是在760万公顷耕地上获得的，两者相差10倍。其中，山东养殖的牛羊等食草动物主要利用的是秸秆，是农业废弃物。所以，农村不是没有产业经济，而是空间很大，核心问题是在光合产物转化上做文章，将动物生产加进去，增加单位农田的经济产出。
我们可以看到，水污染、大气污染的治理已经提到了应有的高度，但治理耕地污染可没这么受“宠”，如同靠耕地生存的农民一样，很少有人提及它。这是个要命的问题，但它不是科学所能解决的，涉及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转变这个大问题。可以说，不重视“三农”就不可能重视耕地，不重视耕地自然也就不可能重视耕地污染，也就谈不上治理了。
发达国家在防治耕地污染方面是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的，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以美国为例，农药与化肥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美国采用农药花肥总量控制、限量使用，严格控制施用剂量；同时，发展综合性生物防治来代替农药防治，提倡多施有机肥，少用化肥，提高化肥的利用效率。与此同时，实施环境补偿政策。在美国，只做到“谁污染、谁治理”还不够，污染了还要付出“自愿”接受惩罚的代价，这就是实施环境补偿项目。具体是指企业违规或违法后，在法定要求的纠正违规行为之外政府还要求“自愿”执行的对环境有益的项目，以解决其违规行为造成的后果。
保护耕地我们需要行动，但多年来我们对耕地数量重视有加，而耕地质量保护一直处在“冷宫”。耕地，只有数量与质量并重，粮食才能够真正安全。所以，保护耕地，数量是硬道理，但其质量再也不能是“软”道理了。
翁伯琦：以绿色理念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中国经济时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的理念，强调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您是如何认识这一发展理念的？
翁伯琦：我国农业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进程之中，肩负着从传统农业向产业化农业、现代生态农业转型升级的历史使命。高效生态农业是集约化经营与生态化生产有机耦合的现代农业。其建设核心是发展优势产业，通过规模集约经营，推进现代生态循环农业产业化；其根本目的是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促进百姓增收致富；其建设基础是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保持资源节约、生态良好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就发展基础而言，目前发展高效生态循环农业具有较好的基础条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共识；二是农业科技进步奠定了基础，科学技术成为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关键因素，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三是新型生产经营体制提供了条件，传统分散的家庭经营使农业发展缺乏规划和有效监管，影响资源、物质与能量的高效利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集约化经营、规模化基地是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我认为，加快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发展，应当结合区域实际，以绿色理念为引领，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具体来说，要切实把握以下五个重要环节。
一是健全高效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良性机制。良好的机制充分激发内生动力，是高效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必备条件和基础保障。在政府给予政策和财政支持的前提下，发挥市场的驱动力和调节作用，建立兼容生态价值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有利于高效生态循环农业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驱动下得以长足发展。各级政府农业管理部门要深入研究在投资、信贷、补贴、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和扶持，逐步建立健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机制与激励机制。借鉴有关经验，探索建立区域生态农业补偿机制，着重向扶贫开发重点县、水土流失重点县、重要生态功能区和自然保护区倾斜，明确补偿环节和补偿主体，完善补偿标准和操作规范。
二是建立区域高效生态循环农业集成示范区。根据各地域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特点，进行循环系统的设计、景观格局的规划和生物多样性的维护。在农业发展重点县域（乡镇）范围内进行更为细致的功能区划分，识别生态保护区、生态敏感区以及生产适宜发展区，优化种植和养殖业的空间布局，完善基于生物多样性的生物防治，避免可能带入的外源污染。设立区域高效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通过应用农业绿色技术和提高农业生产管理水平，推进区域生态农业的绿色化、产业化和高效化。
三是强化高效生态农业绿色技术集成创新。要着力健全为高效生态循环农业提供支持的科技投入机制，支持有关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建设产业技术研究院，开展农业绿色关键技术攻关突破，在基因育种、生物肥料、生物农药、污染生物修复、智慧农业及设施农业技术等方面寻求突破；鼓励和支持包括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传统生态农业实践精华、农民累积的经验等在内的农业绿色技术组装集成，然后推进本地化、规模化和规范化的集成创新。同时，鼓励农业科学与其他学科、技术的交叉融合，实现现代生态农业技术的创新突破。
四是完善权责结构合理的经营管理体系。面临复杂且涉及多个部门的信息交流、现状分析、政策制定等任务，高效生态农业发展需要制定相应的协调办法，建立有充分授权和广泛协调能力的协调机制。要研究制定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中长期专项规划，明确思路定位、把脉出招，提出发展目标、重点、任务以及具体措施、保障条件等。要强化制度法规建设，完善耕地保护制度、农业补贴制度等，落实畜禽规模养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加大对畜禽养殖业等农业面源污染和土壤环境治理，开展土壤修复试点。
五是着力强化资源保护与利用意识教育宣传。农民通常把追求产品数量和效益放在第一位，存有“产品高价、资源低价、环境没价”的落后观念。因此，要推进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示范基地建设，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形式、舆论阵地，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地开展教育宣传，努力增强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者的生态环保意识。要发挥省级农科院、地方农业院校人才技术密集的优势，增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效，让农民共享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广泛运用农业科技成果，掌握推进经营方式转变的本领，形成持续推动高效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力量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