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问题，最关键的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对微观的干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不能资源错配。
●在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容易忽略掉“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这一前提。抓住“供给侧”的关键点，绝不是“需求侧”就不作为，而是同样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2016年到2020年中国要实现全面小康。要实现小康必须完成两个“翻一番”，即2020年经济总量比2010年翻一番，人均收入也要翻一番，倒推下来这几年的年均增长要达到6.5%以上。这个6.5%就是中国经济的底。
中信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姚景源近日在参加该行主办的媒体见面会，接受《经济参考报》等媒体采访时表示，虽然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四降一升”等困难和挑战，经济运行中仍存在较大下行压力，但是只要坚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全力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实现今年预定增长目标。
经济新常态特点是“三化”
姚景源指出，自1978年起的38年来，中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9.8%，增速名列世界前茅。长期的高速增长，成就了现在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但近年来，经济增速回落已是不争的事实。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GDP增长速度为6.9%，创1990年以来新低；2016年上半年GDP初步核算同比增长6.7%，增速进一步下滑。
姚景源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浓缩起来就是“三化”，即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化。
第一是速度变化。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是进入新常态的起点和动因。中国经济已经难以延续过去改革开放以来GDP年化9.8%的增速，主要原因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贸易正在下降，以及老龄化社会来临导致人口红利消失。一方面是年轻人出生数量在逐年下降，80后出生人口是2.28亿，90后降为1.74亿，00后是1.26亿；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已经悄然进入老龄化，目前关于老龄化社会的国际标准有两条，一条是60岁以上的人占总人口10%，另一条是65岁以上人占总人口7%。目前中国已经都满足这两条标准。发达国家人均GDP几万美元才老龄化，而我国人均GDP8000美元就已“未富先老”了。
第二是结构优化。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基础。中国无论是第一产业，还是第二产业，或是第三产业都有技术升级与业务模式创新的需要，比如中国需提高农业机械制造实力，提高农业生产效应组织化、规模化、机械化程度低的问题，提高人均产量以替代进口；第二产业则需要从中低端制造向中高端研发变革；第三产业应发展金融、财富管理、文化等现代服务业。“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说到根本还是结构问题。新常态下，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让我们的产业结构由中低端走向中高端，现代服务业将成为我们的支柱产业。”
第三是动力转换。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进入新常态的必要条件。过去我们更多依赖大量物质资源生产要素的投入来支撑经济增长，这不可持续，而且这也造成资源与环境的不堪重负。由于我们粗放增长、高能耗、高物耗，最终的结果就是诸如雾霾的出现。因此，我们今后要靠创新驱动。在这个阶段，创新驱动的作用能够较快提升，对经济增速的稳中求进也起着巨大的作用。
当前经济主要问题是四降一升
姚景源认为，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主要表现为“四降一升”。
所谓“四降”，第一，经济增速下降。2015年我国GDP增速6.9%，2014年是7.3%，2013年是7.7%。把这些数字连起来看，就是一条经济增速下行的曲线。从生产角度看，经济增速下行的主要原因是工业增速下降。201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只有6.1%，相对于前些年两位数的增幅明显回落，原因是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从需求角度看，经济增速下行的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包括工业投资、房地产等，2015年房地产的投资增速只有1%。正是由于经济增速下降，带来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和财政收入增幅下降这“三降”。“从生产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实体经济在往下降，现在讲中国经济困难应该是实体经济困难。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金融之水没有流向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现在融资难、贷款贵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复苏支持力度不够，这是实体经济下降的重要原因，而工业下降导致了整个经济下降。”
第二，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下降。PPI连续53个月负增长。关于这一点目前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要防止通货膨胀，但是我认为，更多的要考虑通货紧缩问题，即物价持续下降。俗话说，买涨不买跌。在通货紧缩情况下，物价持续下行状态会导致投资者不投资，消费者不消费，进而导致整个经济的萎缩。
第三，企业利润下降。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3%。而且，越是上游企业下降幅度越大。
第四，财政收入增幅下降。2015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速同口径增长仅5.8%，是自1988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最低增速。财政收入增幅回落，但财政支出是刚性的，因此这种状况也会给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和环境带来一定约束。
所谓“一升”，是潜在的经济风险上升。如2015年资本市场出现大幅波动，从3000点升到5000点，又突然回落。人民币汇率出现贬值，部分银行出现不良资产，呆死坏账率有所上升。然则，“四降一升”等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不是周期性原因，是结构性问题。而结构性问题必须要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即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不能靠加杠杆去库存
杠杆率（负债率）过高被认为是中国经济一个重要风险，今年供给侧改革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去杠杆，姚景源表示，负债是由三个方面构成，一个是企业负债（非银行业企业），一个是政府负债，还一个是个人负债。
中国的个人负债过去是很低的，有了房地产才有了按揭，这样才有个人负债。总体来说，包括中国住房按揭，个人负债率拿到国际上比较也是相当低。而且个人欠银行的钱，信用是最好的，基本上没有不还的，所以不会导致一些大的问题。
第二是政府债务。政府债务分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两块，其中中央政府负债没问题，现在即使赤字率达到3%，仍然低于国际标准线，低于美国、日本、欧洲。但是地方政府债务确实是个问题。一是增长速度太快，地方政府的债务差不多三年翻一番，按照这个速度下去，显然风险很大。二是有些地方政府借钱搞了一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无效工程，风险很大。虽然地方政府债务有风险，但总量风险不大，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风险也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现在问题最大的是企业负债。企业负债主要是欠银行的。我国的银行有个特点，主要是国有银行，如果说企业出了问题，银行就会出问题，银行是国有的，接着就是财政要出问题，如果这样的话就会演变成全局性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去杠杆还是要着重地来管住这种债务率。或者讲从根本上讲，从大的局面要让金融稳定，不能让债务风险出现。怎么办呢，今年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保持资本市场的基本稳定，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这是去杠杆的一个重要内容。
姚景源并不赞同一些人提出的通过加杠杠的办法解决房地产的去库存，他认为，解决“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问题，最关键的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对微观的干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不能资源错配。而政府不恰当的干预可能导致资源错配，会导致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导致产能过剩；现在很多僵尸企业僵而不死，和部分地方政府的干预是有一定关系的。
适度扩大总需求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中国经济底部究竟在哪里？越来越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对此，姚景源表示，“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2016年到2020年，中国实现全面小康。“什么是全面小康？就是有一系列指标体系叫全面小康，最重要是两个翻一番，一个是2020年经济总量比2010年翻一番，另一个是人均收入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如果采取倒推的方法，2020年比2010年两个翻一番，2019、2018、2017、2016，平均增长速度不能低于6.5%，低于6.5%无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所以6.5%是个底。”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还是要适度扩大总需求。我们在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容易忽略掉“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这一前提。抓住“供给侧”的关键点，绝不是“需求侧”就不作为，而是同样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方面，我们还要加大力度推进。在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应充分运用公私合营、特许经营等改革方式，要在这些投资方式上探索出一条新路。
全力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把稳增长和调结构紧密结合起来。如果增长不能稳定，经济继续下滑，就会出现失业等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情况，不但结构调整不下去，供给侧改革也开展不下去。在现有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今年实现6.5%以上的增长没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