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脱贫任务依然艰巨的西部贫困县，一个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的省份；一个还在按照‘两不愁三保障’的要求推进扶贫开发，而另一个则按照解决相对贫困的思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一个还在为每年减少多少贫困人口而努力奋斗，另一个则在5年计划之初就开始锁定一个群体，解决这部分人的增收问题。一东一西的对话必定能够碰撞出火花。”近日，在2016年中国减贫与改革策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的几句话，阐明了现阶段脱贫攻坚的地区差异。
范小建认为，发展呼唤改革，无论是我们所处的环境还是扶贫攻坚本身都在发生变化。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经济社会已经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普遍贫苦向收入差距扩大转变，经济高速发展向新常态转变，巨大人口红利向老龄化的转变，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的转变，国家正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现代社会转变，从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
“未来4年要想补短板，要高度关注深度贫困问题，既要防止短期化扶贫行为，以为冲一把就可以解决脱贫问题，也要防止因相对贫困，扶贫工作一般化问题。”范小建说。
扶贫开发不等同于新农村建设，扶贫工作永远是雪中送炭。“如果处理不好底线目标与总目标的关系，就可能出现把有限的资金用来做‘盆景’，最后又扶不了真贫问题。”范小建说。
参加会议的基层干部也表示，目前基层已出现由于外部资本的介入，特别是扶贫拉开收入差距后，农村贫困群体与低收入群体关系紧张、乡村社会不稳定性增强等苗头性问题，国家各项惠农资金既要精准滴灌建档立卡贫困人群，也要大水漫灌帮助困难群体发展。
多次前往威宁调研的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顾益康则从威宁实践中找出精准扶贫的落地效应。他认为，威宁县的破穷障、改穷业、挖穷根和兜穷底的精准扶贫战略以及县域经济转型发展促精准脱贫的新方略对全国的贫困地区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则从创新农业产业方面对未来的精准扶贫提出自己的观点。“产业扶贫解决贫困户独立发展产业能力弱的问题，让贫困户能进入由新型经营主体主导的产业链体系中，提高产业扶贫的效率和资源使用的效率，促进贫困地区产业的升级。”汪三贵说。
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如果凭空救济出一个新村，简单改变村容村貌，内在活力不行，劳动力不能回流，没有经济上的持续来源，这个地方下一步发展还是缺乏后劲。来自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的张学鹏教授强调，扶贫开发要将培养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的人与增加外源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相结合，通过扶志、扶智和扶意识，促进产业开发，让贫困地区群众依靠产业发展脱贫致富。
据了解，“2016年中国减贫与改革策论会”由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与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政府共同举办，浙江大学中国减贫与发展研究中心承办。来自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内部分高校、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的50余名专家学者与贵州、云南、陕西等部分省区内贫困市政府官员还就扶贫开发的方式方法、精准扶贫出现的新情况、基层社会治理、产业扶贫面临的困境与出路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