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突破了农村社会的闭塞，为各孙新观念和新思潮的涌现创造了前提。近来已有一些研究文章指出，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形形色色思潮中，功利主义的腾播一时称最。它构成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心理的鲜明特征，流贯农民头脑的各种愿望、嗜好、信条、意向、理想等，都清楚地折现出这一点。
作者在一九八七年撰写的《功利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一文中已经试图论证，两千多年来，功利主义思想并不比伦理原则”更受人轻视，它通过人们的日常社会活动和社会心理的途径，经久不变地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并成为漫长历史的文化遗产之一。本文在某种意义上作为续说，主要想讨论三个问题:(一)功利心态给当代农民群体带来的具有社会意义的特点，(二)功利心态的盛行给农村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危害性，(三)中西功利学说的同源殊流以及当代中国农民功利心态的发展归向。
(一)
如果说，中国的农民群体长久地承受着重义贱利、清心寡欲等传统意识形态的外在压力和束缚，那么，追逐财富和物质利益则始终是他们内在的冲动。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达到一定程度，这种内在冲动就会变得十分明显，并向凭藉行政权力而播化的传统说教进行公开挑战。八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商品经济潮流汹涌而至。在农村，商品化的趋势则以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为起点，迅速延伸到其它各个领域。这一根本性的变化动摇了建国四十年中确立起来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基石，促使人们对现实社会及个人意义产生新的见解，并重新寻找权衡和塑造衡量事物的客观尺度，重新谋求对新环境的适应。对此反应最敏锐的就是农民的心态。他们根据参与商品生产和商品市场的切身经历，感到追求个人利益并不与社会公共利益相悖，因为行为评价的基础并不在于它的动机如何，而取决于它所产生的效果；在社会交往中，根据自身利益行动以求自我需要和快乐的满足，正是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支柱；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要实现个人的快乐和彝，基本手段和有效途径就是要获得足够的金钱和财富，同时金钱占有的多寡也维系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这些认识构成了当代中国农民功利心态的主要特征。
在这种功利心态的左右下，“文化大革命”中盛极一时的以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为核心的道德准则失去了威灵，被毫不犹豫地冷搁一边。农民们对舆论工具鼓励他们大力发财致富的宣传感到欢欣鼓舞。他们以追逐金钱财富和享受作为个人追求和生活目标，焕发出了极大的劳动热情。这种功利心态不仅成功地引发出当代农民的干劲，在客观上为打破物质生产的自给性、消费品分配的平均性、产品流通的封闭性以及消费的抑制性等自然经济的特征起了基本推动力的作用，同时也赋予了当代中国农民群体一些具有社会意义的特点。
首先功利心态使农民趋向于注重时间效率。
自近代中西接触以后人们对时间节奏的紧迫感己开始有所认识，但主要局限于沿海的一些城市，并且多半与政治、军事局势相维系。至于内地农业生产和社会活动的节奏，则依旧循着《礼记·月令》之类的传统季节记述缓慢地进行。八十年代以来，对时间节奏和效率的注重与追求，作为功利心态的派生物，迅速在广大乡村发展起来。处于商品经济潮流中的广大农民切身体会到，相同的经济行为和过程的重复时间，以及不同经济行为和过程的交替时间愈为加快和缩短，就愈为有利，在同一周期内，依靠勤奋劳作和有效管理，就可以完成超出常频的生产和流转，从而获得超出常频的利益。生产和流转的节奏越紧密，时间效率意识也就越增强。“时间就是金钱”，便是这种心态的形象概括。八十年代的农民已试图抛弃习于慢节奏、用节令来规范经济生产和社会活动的小农社会机制，向工业化的快节奏迈进。即便在偏僻的山区农村，我们也能看到这一趋向。有人曾对贵州遵义某生产队农民在一年中的时间利用结构作过具体分析，[1]从中可以发现，农民们除了以尽可能多的时间投入农业劳动外，还注意设法支出较少的农业劳动时间来换取较多的劳动产量，而每年在缺乏实际意义的迎来送往中空耗的时间也降低到最低限度。
其次，功利心态促使农民冲破狭小的生活范围，增广人际交往空间。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分散隔膜的家庭手工业和小农业的综合性家庭构成乡村社会的核心。所谓“家家守村业，白头不出门”。(白居易诗)人们的一切活动很九出自然村落的范围，交换和互济也是以区域狭小的集镇为中心。随着当代农村商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农民们已日益不满于完整而落后的自给自足水平。他们以财富收入的多寡来衡量功利心态的满足程度，期望通过增多商品交换的机会获取更多的金钱。于是，对金钱和财富的追逐化作对外在交换市场的关注，促使他们自觉打破狭小有限的村落范围和常年囿于一地的封闭状态，向城镇和都市迁伸。这样，随着活动和交往范围的不断增广，农民们的视野日益开阔，与外界交往的广度和密度也日趋增加，从而直接促成了城乡经济网络的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