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黑龙江、江苏、河南等粮食主产区调查发现，因粮价下跌、自然灾害、流转费居高不下等多重因素，部分家庭农场、种粮大户、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面临亏损，种粮积极性受挫，“毁约退地”现象在多地上演。目前，不少新型经营主体处于纠结、迷茫状态，围绕土地流转价格农户与种粮大户展开博弈。
针对新型经营主体出现“毁约退地”的现象，受访基层干部和专家普遍担心，在粮价难以改观、种植收益显著减少的背景下，这一现象可能明显增多。这对正在开展的土地流转、农业规模经营形成冲击，也给国家粮食安全带来隐患，并可能引发土地流转纠纷、激化经营者与承包户之间的矛盾。
他们建议，对此应给予高度重视，并建议进一步完善规模经营风险防控机制，推行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新机制，防止新型经营主体“毁约退地”现象蔓延。
多地上演“毁约退地”
“现在看，玉米的行情比春耕时的预期还差，幸好没有流转那么多土地，不然赔得更多。”秋收来临，黑龙江孙吴县沿江乡哈屯现代玉米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跃龙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自己很庆幸今年春耕时把流转的1.8万亩旱田退了出去。去年该合作社同当地三个村签订了整村流转协议，合同明年才到期，由于土地流转价格高，王跃龙“忍痛”不再流转。
像王跃龙一样“毁约退地”的并非个别现象。在江苏省，由于今年夏粮赤霉病暴发、连续阴雨导致烂麦场以及粮食收购价格下跌，各地种粮大户减产减收情况较为普遍，一些地方出现了新型经营主体退田弃种现象。江苏省如东县长沙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反映，四桥村有10个种田大户流转了2500多亩土地，近期这些大户集中向村委会打报告，要求退回流转的土地。
“现在要看秋粮的情况，如果不能补上夏粮的亏损，就不干了。”江苏扬州江都区小纪镇迎新村种粮大户范红旗告诉本刊记者，他去年将流转土地从50亩增加到了180亩，每亩流转费800元，没想到因为天气原因和粮价下跌，今年夏粮减产减收，“实在不行也得把地退回去，不流转了。”
在河南，今年麦收期间出现大范围降水造成63万亩农田受灾。此次罕见阴雨天气严重影响河南优质小麦主产区小麦品质，豫北部分地区农民、种粮大户损失严重。新乡市仙鹤坡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樊振勇告诉本刊记者，自己流转土地2000多亩，每年光流转土地就要40多万。这次受灾损失加一起超过100万元。今年他决定退地，“肯定不能再流转这么多了。”
本刊记者调研了解到，目前有不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处于纠结观望甚至迷茫状态，并有退地意向，种粮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
冲击农业规模化经营
相关专家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由于新型经营主体亏损较多，“毁约退地”甚至个别地区发生的“跑路”现象会增多。这很可能对农业规模经营进程带来冲击，甚至引发粮食生产滑坡。
其一，新型经营主体亏损或成常态。
河南省浚县付庄村种粮大户付太华今年流转了1万多亩地，夏粮主种小麦、秋粮主种玉米。他为本刊记者算了一笔账：今年小麦和玉米亩产分别为1000斤、1200斤，当地小麦平均售价0.95元/斤，目前玉米价格也只有0.7元/斤，由此一亩地年收入在1790元，扣除承包费850元，以及两季农资、浇地、人工投入1050元，还亏损110元。
江苏泰州市物价局成本分局对所属兴化市、靖江市、泰兴市、姜堰区农本调查点39个农调户的小麦成本收益进行了调查和比较，其中种植面积在100亩以上的有10户。调查显示，规模种植户的亩均净利润为亏损478.06元，比一般种植户亏损297.49元高出60.7%。据扬州市委农工办的调查显示，上半年该市种粮大户亏损面达到一半以上。
其二，“毁约退地”现象恐增多。
黑龙江省北安市二井镇自和村党支部书记闫忠杰、孙吴县沿江乡副乡长吴德生等表示，种粮大户、合作社和农民签订土地流转协议多是3～5年，在种粮收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毁约退地”现象明年恐怕要加剧。
江苏省农委农业局局长马德云认为，目前“毁约退地”还不普遍，这与今年自然灾害较多也有关。但不少种粮大户都在观望，如果今年秋粮仍然难以补足夏粮亏损，“跑路”现象可能会增多。
其三，农业规模化进程受冲击。
“像我这样的本地人、有机械的种粮都亏损的话，换别人来种，也不可能赚钱。”范红旗说。受访基层干部普遍担心，粮价下跌丰产不丰收，首先受损的是种粮大户、合作社，他们的积极性受挫，“毁约退地”现象有可能将负面影响传导向正在开展的土地流转、规模经营中，减缓农业规模化进程，甚至可能引发粮食生产的滑坡。
纠纷增多影响基层公信力
专家认为，除了对农业规模化进程的冲击外，“毁约退地”现象，还给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影响。
一方面，经营者与承包户的矛盾日益凸现。《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基层调查发现，农村土地流转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流转双方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在以往年份种粮收益尚可，经营主体还有一定的收益。目前，因粮食价格低迷，流转期限过长，经营主体亏本想“毁约”，而农民又不愿“毁约”，“毁”与“不毁”的矛盾不仅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也带来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土地流转纠纷将增多。
黑龙江省北安市二井镇自和村共有3.3万亩耕地，人口4964人，目前全村耕地流转给5个种植大户，其他农民多数外出打工。“流转价格降到大户接受的程度，农户不同意，按照农户的意愿价格，种粮大户不接受。”闫忠杰说，如果不按之前签订的合同执行，流转纠纷就会激化。该村的一位把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民说，自己和大户签订的三年合同，每亩450元，“今年才到第二年，大户想每亩降到300元。那我能干吗？不按合同就是违约。”
另一方面，对农村基层组织的公信力造成影响。
本刊记者在多地采访中了解到，由于土地规模经营涉及的承包农户较多，一家一户商谈签约工作量太大，不少地方由村级组织和村干部出面组织竞拍、洽谈、签约，实现整组、整村流转。目前，新型经营主体要退租，群众将“怨气”撒向基层组织。
江苏部分种粮大户和基层干部坦陈，一谈及降低流转费用，就有农户对村干部表示，“当初是你们要我们流转土地的，大户赚了钱不吭声、亏了就要降租金，合同哪能想改就改。”常州市金坛区薛埠镇罗村种粮大户武志明说，前几年与村干部谈好后统一签的流转合同，今年想协商降租金，村干部提出后农民不愿意，搞得他很为难，租金减不了，继续种的话“亏得实在吃不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