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农业发展概况
“十一五”以来，我国粮食连年增产，2017年达到66160.72万吨，比2016年增长0.3%。虽然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已经连续三年停滞在66000万吨左右，但2017年粮食播种面积有所下降，单位亩产有所提升。
2010-2017年中国粮食产量走势图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0-2017年中国总播种面积与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走势图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同时近几年我国的肉、蛋、奶、水产品、蔬菜产量大幅增长，市场供应充足，满足了城乡居民对农产品的多样化需求。粮食以及农产品的连年增产在一定程度上既保证了我国的粮食安全，同时在各类保护收购价以及储粮制度的作用下保证了粮食价格的稳定，将通货膨胀维持在一个温和有利的水平。
同时我国的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条件显著改善，优粮工程、动植物保护、种养业良种等一批重大农业建设工程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财政专项的实施，有效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2017年，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农机总动力分别达到8300多万亩、10亿千瓦。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越来越大，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由2010年的52%提高到现在的57.5%。但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农业更加发达的国家相比，中国仍然处于较为落后的水平。
二、投入驱动与资源紧缺矛盾凸显，农业增长模式急需转变
同时我国的农业发展正面临资源与市场双重制约，资源短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压力加大。首先其他农业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农业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更为突出，最为典型的是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分布存在显著的差异。中国80%的淡水资源都在长江以南，但70%左右的耕地却位于中国的北方。同时中国的农业用地绝对山地多、平地少，数量多、人均占有量少是另外的突出特点。
中国耕地资源分布图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从长期来看，中国近20年的发展是一个显著的投入驱动型的农业增长模式，农产品的增长主要依靠农药、化肥的投入，动物性产品的增长依靠兽药和抗生素投入保证投入的收益，中国每公顷的农药使用量是美国的4倍左右。
1991-2015年中国农药使用量走势（单位：百万吨）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整理
1980-2016年，中国的化肥使用量翻了两番，每公顷使用量是美国的3倍多。
1980-2016年中国化肥使用量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整理
根据食物链能量传递效率，食用食物链层级更高的动物性产品需要更多的能量供应，更多的动物性产品的需求将会导致更多的饲料（植物性产品）需求。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居民的饮食结构向更多动物性制品转化，无论是禽畜的肉质品、水产品、乳制品、以及蛋类产品都将带来更为显著的饲料需求。
随着居民的对肉食品的需求上升，在传统的农业增长模式（投资驱动型）下，农产品产量的上升进一步激化了资源的分布不均的矛盾，农产品质量也有所下降。土壤酸化，板结，地下水污染成为农业发展的另一个阻碍。2015年2月，农业部下发了《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农药使用量的增长势头才得到遏制。2017年，我国提前三年实现了“十三五”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的目标。
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实现农业发展模式转变，大力发展循环农业和农村循环经济，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对于促进中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近几年的政策取向来看，进行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仍是未来三农战略最为主要的政策取向。
发展现代农业，是科学发展观在农业农村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和落实。通过建设现代农业，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优化农业农村经济结构，集约使用农业资源，提高农业竞争力，实现农业又好又快发展。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着力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集约、节约使用自然资源和生产要素，保护生态环境，把农业和农村发展真正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三、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理论基础与阻碍
按照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粮食的价格是决定土地的价格的基准，由于各地块的粮食产量不同带来的级差地租是土地价格最基础的决定形式，这一理论在今天的中国依然适用。同时其级差地租理论也指出，农业资本通过对同一地块连续增加投资，从而使土地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能够显著的增加土地的产出，从而产生超额利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也指出，资本对超额收益的追逐是推动生产效率和生产力不断进步的根源。这也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理论基础。
而总的来看，现代农业是农业资本以获取超额收益的前提下，通过资本的不断投入，完成农业生产技术改造，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并通过规模化发展的规模效益带来的更低的平均生产成本，最终获取超额利润，不断发展起来的。
通过这一理论，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确定我国现代农业的最主要的阻碍就是我国的土地政策。我国的土地均为国有，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中，为了体现公平，土地按照“均田制”被平分给各户，即在土地按优劣分级之后，把每一等级的耕地都在村民之间平均分配，以保证统一集体组织内部的每一农民家庭都拥有本村各个等级的土地。也就造成了我国的农户数量多，农户平均拥有的更低面积小的特点。
2016年全球各地区种植农作物的农户数量（单位：万户）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整理
2016年全球各地区种植农作物的农户平均拥有的耕地面积（单位：公顷）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整理
在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对我国农业发展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现行的土地制度以及不能满足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需要，其主要的体现在于，过于分散的土地承包不利于规模化种植，同时较为频繁的土地划分导致农业土地承包权争议频发，不利于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同时农户自身由于缺少资金，对机械设备的投入小，种植机械化程度不高，生产效率的低下，同时我国南方的农村布局呈现棋盘式布局，土地面积小，没有链接成片，我国的现代农业发展面临很大的阻碍。
但随着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率的不断提升，这一阻碍的基础被不断削弱，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第二产业的高速发展，以建筑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务工人口，且工资收益显著的高于农村种地的收益，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出，同时城镇的建设也使得农村人口显著减少，在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低端制造业出现倒闭潮，进城务工人口有所回流，但以快递、即时配送为代表的服务业兴起吸纳了大量的就业，总的来看，我国的农村人口中户籍人口虽然更多，但常住人口已经显著的减少，从事农业种植的人口已经显著的降低。在土地流转制度在放开之前，在各个外出人口较多的农村地区如湖南、河南等地，私下的土地流转已经逐渐兴起。
四、现代农业发展制度进一步完善，现代农业有望加速发展
智研咨询发布的《2018-2024年中国现代农业行业投资分析与投资决策咨询报告》指出：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进行土地改革的根本性阻碍已经大幅削弱，目前主要的阻碍是制度性的阻碍。而制度性的阻碍则可以通过顶层设计进行逐步的改变，在不违背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将土地的承包权，经营权进一步划分，实现“三权分置”，并通过土地确权进一步确定权利的归属，形成统一的规范，土地承包期限也延长至三十年。截止到2017年8月，耕地流转面积超过4.7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35.1%，家庭农场、种粮大户不断涌现。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持稳定并继续完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逐步发展壮大。
2018年12月底，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改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耕地占用税法》，并于2019年1月1日开始实施。修改的后的《土地承包法》确定了在承包期内，不管农民到哪里工作，买房，落户，农民依然享有原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也享有原有村集体的所有权益。发包方也没有权利收回农民的土地，并支持农民对土地经营承包权的有偿转让，但必须是在本村集体内转让，并且也可以有偿的把土地承包经营权退给发包方。如果以上两个方式农民都不愿意的话，也可以把土地经营权流转给其他人，而自己保留土地的承包权。
在三权分置、土地确权的基础上，土地承包法的进一步修改即解决了进程农村居民的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希望终老之后回归农村的朴素心愿，又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农村居民转让经营权，进城务工或者落户城镇，随着土地确权的进一步完善，土地流传制度的打开，在通过新农村建设之后的耕地平整与集中，我国农村现代农业基本已经打开了所有的政策阻碍，我国的大规模的、机械化水平更高的现代农业有望获得更快的速度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