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因为粮食产出不足，中国不得不依靠粮票制度来保障所有人有饭吃；40年后，甚至贫困人口也实现“不愁吃”，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中国成功地平衡了粮食生产中的政治与经济、农业当前产量和土地生产能力，以及人均和亩均产量提高的矛盾。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政治问题，关系到人民福祉和社会安定，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一旦粮食安全出现问题，以当今全球的粮食贸易量，根本不可能解决中国的粮食需求，所以饭碗必须要端在自己手里，而且也只能端在自己手里。
为了保障粮食安全，中国采取了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制定了18亿亩耕地红线制度，以减弱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粮食安全的威胁；同时采取行政手段，强化各级政府在保障粮食安全的作用。
从上个世纪末实施的“米袋子”工程，要求省级主要领导要保障行政区内的粮食供应和价格平稳，如果在所辖行政区内出现粮食安全问题，政府要被问责。把保障粮食安全纳入到各级政府的职责，使各级政府都加大了农业投入的力度，并采取行政手段以保障农业生产。
但是粮食生产不仅仅是政治问题，更是经济问题，从粮票制度结束以后，市场机制就对粮食生产发挥这重要作用。
首先是国内粮食生产的成本和国际粮食价格的比较，如果国内粮食生产成本居高不下，远远高于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水平，就会有更多的粮食加工企业选择进口粮食而不是国产粮食，这就会抑制国内粮食生产；对于粮食生产者来说，粮食生产也是一种市场行为，当粮食不能带来预期的收益，那么农民可能会选择收入更高的经济作物；农业劳动本身也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如果投入在农业的劳动不能得到相应的经济回报，农民就会放弃粮食种植，转而从事其他行业，任由耕地撂荒。
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要减少粮食生产成本，特别是保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稳定，减少粮食交易的成本，提高粮食质量，从而使国产粮食具有市场竞争力，对粮食生产者有吸引力。
粮食安全问题使政治问题，同时也是经济问题，这就要求平衡地使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政策，针对不同时期的问题，有时会更多地采用行政手段，有时会更多地采用经济政策，但是两者缺一不可。
是提高当前的粮食产量还是保持粮食的生产能力，也是中国粮食安全所面对的现实矛盾。
从土地承包以后，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粮食产量连续多年增长。但是中国是人均农业资源高度匮乏的国家，无论是土地面积，还是淡水资源，中国都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
资源有限且要维持较高的粮食产量，一些地区就出现了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比如在一些干旱半干旱地区，曾经出现土地的过度开垦，并导致土地退化，这是以降低粮食生产能力为代价追求的粮食产量提高。
近年来农业生产能力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家通过进口部分农副产品缓解了对农副产品需求的巨大压力，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农田水利设施，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推广节水灌溉技术，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农药和化肥的施用量，鼓励秸秆还田，并在部分地区试行农田休耕制度。所有这些措施对于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进而保障粮食安全的可持续性。
资源短缺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严重的制约因素，在考虑到提高粮食产量的同时，更要考虑到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依靠技术进步，而不是依靠消耗资源实现农业的稳定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已经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充分重视。
单位面积产出和单位劳动力的产出也构成了粮食生产中的一对矛盾，由于中国人均土地面积小，长期以来农民都是通过精耕细作来实现单位面积土地的高产，中国单位土地面积在全球是高产的，但是由于农民人口众多，以劳动力计算，农业产量却很低。
在农村改革之初，由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发挥，且国家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同时出现了土地增产和农民增收的现象。但是这种双赢的状态很快被打破，由于农户土地面积小，依靠粮食增产对于提高农民收入贡献很小，特别是与外出务工的收入相比，农业缺乏吸引力，抛荒和粗放式耕作的现象在不同地区都有出现。单纯提高土地的产出不能解决中国农业问题，在提高单位土地面积产出的同时还要提高农业劳动力的收入。
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出台了两个方面的政策，一方面鼓励土地流转，希望通过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扩大土地的经营面积，从而提高单个农户的粮食产量，并进而提高其收入；另一方面通过提供更好的社会化服务以提高小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能力，其根本途径是通过农业现代化，实现土地和农户产出的双重提高。
粮食安全是以农业现代化为前提的，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面临着资源和人口的约束，需要采取综合手段、调动多方积极性，从而实现可持续粮食安全目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